【本報綜合訊】在故宮博物院的歷史長河中，「故宮文物南遷」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章宏偉在學術專著《故宮掌門人1925—1949》里，以李煜瀛等七位「掌門人」為脈絡，串聯起故宮變遷，也講述了這段文物遷徙的動人故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野心盡顯，全面戰爭一觸即發。有識之士意識到文物外遷迫在眉睫，1932年8月，湖南石門普通人多奇雲來信建議故宮文物外遷，這是故宮檔案中最早的相關提議。
1933年2月7日，第一列裝滿文物的列車從北京出發，押運負責人是院秘書吳瀛。然而，因對文物存放地意見不一，火車在南京火車站岔道停了一個多月，最終運往上海租界保存。此次南遷的故宮文物共13427箱又64包，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文物也一同南遷上海。1936年，南京文物保存庫建成，文物又遷至此處。
但安穩日子並未持續太久。「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進攻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剛遷至南京的文物又分三路向後方疏散，開啟長達10年的「西遷」之旅。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是主要負責人。
1937年11月19日，中路文物從水路運往漢口，後輾轉宜昌、重慶，1938年5月才全部抵達。馬衡隨行考察存放地，最終在樂山安谷鄉選定「一寺六祠」作倉庫。為規範管理，故宮博物院公布多項章則。
文物遷徙過程中，地方政府、軍隊和百姓全力支持。比如中路文物從重慶遷出，當地百姓貢獻祠堂存放文物。
從1933年首批文物出京到1958年大部分文物北返，這些「國寶」歷經二十余載、行程數萬里。章宏偉創作此書歷時近二十年，源於20多年前編輯《故宮塵夢錄》時萌生的想法。他查閱大量資料、細致考證，「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如實呈現歷史，讓大家感受到守護故宮與中華文明的不易。（美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