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與拜登最大的不同是，不做“政治盟主”，不搞“政治正確”，只搞“利益正確”。
有了這個總綱，中美的博弈格局是：中美之間科技戰、貨幣戰、貿易戰、輿論戰越來越激烈，這種新型的“綜合戰爭”，全方位擴展，只是不會爆發熱戰或核戰。美國靠金融打擊與科技封鎖遏制中國實體經濟，中國靠實體經濟瓦解美國金融圍剿與科技壟斷。金融、科技、實體經濟本來是一體的，硬是讓中美給切開，各居一端，不用腦子也知道，結果是，合則一榮俱榮，分則一損俱損。從綜合實力角度看，美國略勝一籌；從國家戰略角度看，中國略勝一籌；中美之間繼續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沒有一方可能完勝。
在所有中美競爭中，科技競爭是決定性的。美國處於數字科技創新的最前沿，中國處於數字科技應用的最前沿，中美形成數字科技的第一集團，已經把世界所有其他國家遠遠拋在後面，和第二集團形成了幾乎不可逾越的代溝。說得直白些，國際政治的色調從“民主同盟”變身為“科技同盟”，用對錯說政治，就像說書的侃三國，聽個樂呵。
阿富汗戰爭告訴中美兩國，兩個政治正確都無法領導世界，中美都認識到，最大的問題不是對方，而是自己。這才是政治問題的本質。
中國難在如何遏制過度強大的官本位慣性，美國難在如何遏制過度自由的價值追求，兩者的問題都是各自“文明慣性”導致的，一下子改不了，根本不可能在抽像價值高度實現統一，只能求同存異。這就是放棄“政治正確”、強調自我改革的歷史意義。兩者的改革難度都很大。如果改革進展順利，中美雙方雖然繼續保持高度緊張的政治氣氛，卻可能達成許多默契的經濟協議。顯然，這需要太多的先決條件，太多的如果，最不起眼的、卻很重要的一個如果是，特朗普的政治戰略能否繼續四年以上。
有了這個總綱，世界總體的政治格局是：科技型奴隸社會。國家以“利益”為重，科技以“領先”為重，政治的“國家爭霸”與經濟的“科技領先”是天生的一對，不離不棄。霸主只講利益不講政治，科技只講競爭不顧社會，國家競爭+科技競爭促成霸主壟斷科技，形成不講政治的“科技型奴隸社會”，霸主國家是奴隸主，其他國家都是奴隸。這是人類躲不開的厄運。傳統地緣政治那些競爭紅利，領土、賠款、資源，都是蠅頭小利，由於戰爭導致交戰雙方科技研發滯後，雙方一起淪為“數字奴隸”。這正是俄烏戰爭的現狀和未來。
例如，歐盟原來有伽利略導航，美國堅決反對歐盟用自己的導航系統（科技不講政治），歐盟用了GPS導航系統，就是鑽進了美國的戰車（霸主只講利益）。俄烏戰爭損失最大的不是俄羅斯，俄羅斯在經濟上本來已經跌出第二陣營了，俄烏戰爭最大損失者是歐盟，原來是第二大經濟體，歐元原來還有自主發展能力，現在歐盟是美國戰車的先鋒，要它去太平洋，不敢說個不字。數字科技從十年一次飛躍變為每一年一次飛躍，歐盟被戰爭拖累了3年，已經淪落為科技的“第二世界”。依附在美國科技的羽翼下，只是綁在了科技戰車上，沒有正常的國家地位。必須告別“包養”，才能談論人格，國家亦然。歐盟今後要麼在科技盛宴的餐桌上，要麼在工地農場的驕陽下。國家用科技爭霸是人類未來幾十年躲不開的災難，人工智能不可怕，人欺負人最可怕。
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政治正確”導致精神分裂，凡是僅支持一種“政治正確”的人，已經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了；如果在網絡群中開始罵人，或極盡諷刺之能事，他們已經是重度分裂症患者了。為了您自己的安全，一定要遠離他們。
特朗普不講政治只講競爭，不講人類利益，只講國家利益，這就是特朗普勝選的政治意義。然而，以國家為單位競爭霸主，在科技的加持下，國家機制從文明重回野蠻，人類出現新型奴隸社會——科技型奴隸社會，自然而然。
在民主政治機制中，老百姓有決定政治走向的能力，礦工是一介草民，堅信這一條。拜登和特朗普告訴我們，政治家一定代表國家利益，無論講政治還是不講政治，國家競爭的最高目標是霸主，最高階段是戰爭，沒有底線的戰爭。民主政治服務老百姓的條件是，老百姓必須有自己的政治底線，否則民主政治只服務政治家，只服務政治機制，無論民主還是不民主，百姓都是戰爭人肉，或用12%碾壓88%，或用88%對抗12%，天無寧日。
老百姓的政治底線是：反對戰爭。沒有戰爭，國家才有錢搞基礎建設，才有錢搞社會福利。澳大利亞幾十年來一直比美國更穩定，因為澳大利亞反戰、避戰。戰爭榨乾百姓血汗，犧牲百姓生命。持之以恆地反戰，就是用民主政治機制堅守老百姓的政治底線，就是在維護老百姓最基本的人權之一，不參戰。
（悉尼礦工為身居悉尼的文化研究者，退休礦業人士，著有《中西文明與生命價值》等專著。）
悉尼礦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