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在遠離家鄉、前途未卜的Skybury熱帶水果種植園，季節性工人找到了一種不寻常的方式來保持積極性和快樂。

他所在的西聯俱樂部（Western United）告訴他不再需要他的服務，尤爾在他的第一個聯賽賽季沒有進一個球。

在所有澳洲移民歷史中，哥薩克人成爲北领地凱瑟琳市（Katherine）的花生農民的故事可能是最奇怪的一個。

澳洲政府被要求對近1300名尋求庇護者進行賠償，這些人的詳細信息被錯誤地曝光在網上，這是該國最令人震驚的隱私侵犯事件之一。

【本報綜合訊】澳洲各界活躍著一些樂於幫助他人的移民，他們因為自己的傑出工作獲得嘉獎。 峇里先生（Ram Pal「Sharm」Bali）1982年從印度抵達達爾文，他找到了一種幫助移民社區的新方法，他經營的社區服務企業「領地護理和支持服務」已有20年，機構僱用了50人，為有需要的人提供輪椅和日常預約協助，獲得達爾文市年度公民稱號。他說自己沒有退休計劃，會工作到死。 另一位幫助移民的熱心人士，來自哥倫比亞的阿方索（Ben Poveda-Alfonso）則創立了The Kindness Shake，為新冠大流行下深受影響的酒店和零售行業工作的人提供飲食，目前已經提供了數千頓飯，幫助了數百人，還籌集了超過40,000元。 阿方索說，機構旨在幫助深受新冠大流行影響的酒店和零售行業工作的移民、學生和難民。新冠大流行開始時，達爾文周圍的許多學生和人們都面臨困難。他為能夠生活在達爾文這樣的社區倍感開心，這裡擁有豐富的多樣性和多元文化主義，這就是達爾文的特色，大家能夠聚集到一起，互相支持。為身處困境的人提供一頓溫暖的飯菜，讓他們看到善良而真誠的微笑，或許能夠改變他們的生活。 1999年從肯尼亞抵達悉尼的卡里尤基（Rosemary Kariuki）則因為過去二十年通過幫助孤立的西悉尼移民和難民女性走出家庭暴力和財務困境，獲得廣泛支持。她是2021年8名競爭澳洲地方英雄稱號的新州候選人之一。該獎項旨在表彰澳人在當地社區中做出的傑出貢獻。 過去15年中，卡里尤基在巴拉馬打Parramatta新州警察局擔任多元文化聯絡官，她通過早茶、晚餐，舞蹈和公路旅行等社交活動傳播信息並在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建立信任，幫助應對家庭暴力問題在她看來，幫助一名女子能夠惠及1,000人。 卡里尤基說她在肯尼亞經歷了長達十年婚內虐待和家庭成員的性虐待，來澳六年後才知道家庭暴力這個詞，現在看到婦女在她的幫助下遠離家庭暴力，她非常高興。（子力）

五年前，努爾離開了她在阿富汗的同學，後來她在新聞中看到了她童年生活的街區大屠殺的場景。

【本報墨爾本訊】在墨爾本的Swanston街，一座造價1億元、可容納750名大學生的大樓工程已到最後階段。 樓內設有檯球廳、電影院，站在樓頂個可以欣賞這個城市的絕妙景色，建築的設計者想象這個專門爲大學生設計的建築到時會擠滿了學生。但是，恐怕六周後新學期開始時，這幢大樓大部分房間都是空的。 Scape Carlton公寓是澳州遭受重創的留學產業的一個象徵，該產業正因疫情導致學生大批離開澳洲而深陷泥潭。 Scape是澳洲最大的學生住宿供應商，運營經理Jenna Weber表示，該公司計畫今年在全國各地新開設五家學生公寓。她說，我們預計入住率將下降80%至90%。 這意味著這家公司將損失數百萬元的收入。學生們每周要爲Scape頂級設施的一個房間支付最多600元。 Scape和其他住宿供應商非常希望學生返回，他們一直在遊說維州政府允許他們爲學生包機，並運行自己的隔離系統。 韋伯說，我們的很多建築都有單間公寓房，非常適合做隔離。如果國際學生可以和我們一起隔離，就不會妨礙澳洲接回本國公民回國隔離了。 1月14日，維州州長安德魯表示，「定製」檢疫設施是政府會考慮的一個選擇。 他說，這必須按照維州新冠檢疫標準運行。這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能讓維州的警察把守城市內的每個酒店房間。 來自澳洲聯邦教育、技能和就業部的數據顯示，1月10日，在澳洲542106名學生簽證持有者中，30%的人不在澳洲境內。大多數離開的學生來自新州（60,394人）、維州（56,824人）和昆州（23,753人）。 根據教育部的數據，近10萬名中國學生已經離開，還有12740名印度學生和4655名越南學生。 由於澳洲國境對除紐西蘭以外的國家關閉，很多外國學生似乎不太可能在未來幾個月返回澳洲。 墨爾本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教育研究員赫爾利（Peter Hurley）博士表示，澳洲的國際教育行業「尚未跌落到最低點」。 他說，國際學生為澳洲經濟貢獻了大約220億元和大約13萬個就業崗位。 然而，赫爾利博士表示，該行業也出現了「復活的跡象」，去年11月批准了逾7800份新的國際學生簽證。 聯邦政府已經要求各州準備國際學生回國的計畫。新州曾宣布一項計畫，每周讓1000名學生返回悉尼，但據報道，在北部海灘爆發疫情後，該計畫被擱置。安德魯14日也表示，他的政府仍在研究自己的方案。（蘇）

由於新移民數量不足，一家英語強化學習中心的服務需求不足，該中心已成爲新冠肺炎邊境關閉的受害者，被迫大量裁員。

每周四，當她們討論阻礙她們過上更好生活的障礙時——家庭暴力、失業、有限的英語技能——她們帶來了家鄉菜一起分享。

如果您出國旅行時曾經通過隨身帶的Vegemite慰藉過思鄉之情，可能就會理解食物對減輕思鄉病的作用。

【本報悉尼訊】在新州衛生廳宣布了四例新的社區感染病例後，多文化社區領導人於5日深夜在Regent’s Park附近的一個社區中心召開了病毒策略會議。 在這個英語爲第二語言的郊區，超過75%的居民將英語作爲第二語言，這一社群被視爲遏制病毒傳播的關鍵。 卡里米（Sayeed Karimi）是阿富汗哈扎拉人（Hazara）社區的一名領導人，他一直在領導將新州的健康建議翻譯成阿富汗的一種語言達里語（Dari）的工作。 這名澳洲阿富汗哈桑尼亞青年協會主席說，大多數哈扎拉社區的新移民或尋求庇護者居住在Berala一帶，社區裡的很多人通常會來尋求其他建議，比如福利問題，所以我們會利用這個機會向他們提供冠狀病毒的最新情況。 社區中心距離這波疫情的中心Berala Woolworths和BWS僅4分鐘車程，是社區接受翻譯好的政府建議的地方。 每天至少有5個人在那裡工作，並分發免費口罩。 到目前爲止，這個社區在很大程度上對乘公共汽車或開車去奧本的測試診所感到滿意。 但另一位哈扎拉社區領袖阿里夫·納比扎達（Arif Nabizadah）表示，4日在Berala小學開設的新臨時測試診所是受歡迎的舉措，Merryland的檢測點離車站有點遠，有些人因爲是新司機，在社區外開車不太舒服。所以在Berala設立檢測點很重要。需要克服的主要挑戰仍然是語言障礙。 坎伯蘭市議會（Cumberland City Council）5日向超過24萬名新州居民發出了信件，這些信件將新州的健康建議翻譯成了10種語言。這些信件預計將於8日通過澳洲郵政送達。 坎伯蘭市長Steve Christou說，Beral的不同民族社區不一定能流利地通過互聯網閱讀新聞，所以我們提供了這封說明信，用廣東話、簡體中文、正式阿拉伯語、韓語、土耳其語、波斯-達里語、越南語、泰米爾語和希臘語寫成。 去年，聯邦政府和維州政府因在傳播與新冠病毒有關的材料時出現翻譯錯誤而受到批評，該委員會表示，它已經做出了重大努力來提供正確的翻譯。 納比扎達將新州衛生廳網站上的信息翻譯成非常簡單的英語或達里語，並通過Whatsapp、Viber或Facebook發送給他的聯繫人。（蘇）

【本報悉尼訊】經常往返於澳洲和中國之間工作的Jenny Zhou說，她經常感到被誤解。Zhou女士是一名雙語演員和電視節目主持人，許多華人社區的人都稱她爲「ABC」——在澳洲出生的中國人。 2012年，她是上海戲劇學院僅有的兩名留學生之一。當時，她說，老師和學生們都問她爲什麼「不會說規範的普通話」。「他們不知道我出生在澳洲，」她說，並補充說普通話甚至不是她的母語，因爲她的父母說的是上海方言。 現在她普通話說得很流利，但她還是會偶爾爲自己說得不好而道歉。她說，我希望有一天人們不會發現我有口音。 像Zhou女士這樣的第二代移民在兩個世界的交匯處長大：在家裡接受父母所在國的文化，出去後接觸澳洲主流文化。 這種經歷讓一些第二代澳洲人開始質疑自己的認同感。 Zhou女士表示，新到的中國移民與那些在澳洲出生的人之間可能經常存在社會隔離。她說，他們只是不理解作爲一個「ABC」的挑戰，我認爲自己既是中國人又是澳洲人，我認爲沒有必要做出選擇。爲什麼我不能兩者兼得呢？ 位於悉尼的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亞洲研究講師Mei-fen Kuo在接受澳洲廣播公司採訪時表示，許多第二代澳洲人經常感受到兩種文化之間的矛盾。 Kuo博士說，由於他們獨特的文化地位，這一群體非正式地充當了社會和家庭之間的「文化橋樑」，把外國的思想和觀點帶回家，並以一種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能更好理解的方式翻譯它們。 但在澳洲的第一批亞洲移民中，他們的孩子有時會被冠以貶義的稱呼——「香蕉一代」。這個標籤指的是一個表面上明顯是「黃皮膚」的人，但內在文化上卻是「白人」，即盎格魯-撒克遜人。 Kuo博士說，考慮到移民家庭中二代子女所扮演的複雜角色，這些術語顯示了使用它們的人缺乏洞察力。總的來說，第二代在打破種族刻板印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Lucy Du出生在中國，四歲時隨父母移居澳洲，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墨爾本。 年紀輕輕就移民並在與其出生國不同的國家長大的人有時被稱爲第1.5代人。Du曾是北京一所大學的交換生，後來在澳洲駐上海領事館工作了幾年。 她說，就是在這個時候，她意識到自己現在是中國「澳洲僑民泡沫」的一部分——這是她從未想過會發生的事情。她說，她過去一直看不起在澳洲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因爲他們經常不跟別人來往。但在中國，她意識到自己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Du說，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我感到非常震驚，因爲我也生活在一個泡沫裡——就像在澳洲的中國留學生一樣。我想這是因爲我和其他澳洲學生和同事有很多共同之處。 但與此同時，她也承認自己對澳洲歷史和文化的了解「有限」，她說，尤其是與澳洲原住民有關的事情，我感到尷尬，因爲我不能向別人深入地介紹他們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我對板球也毫無興趣，也完全不知道該怎麼玩。（蘇）

塔州北部來自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的農場工人為了鼓舞士氣，消除疲勞，開始自發組織在田裡一邊工作一邊唱歌，不過，這樣的歌唱意外把基里巴斯的文化帶到了農場的田間地頭，久而久之，大家逐漸形成了一個合唱團。

北領地芒果園勞動力短缺，讓一些剛果難民有了第一個工作機會。